中华民主复兴党解散之后,中国的政党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华民主党与中华复兴党在组建的时候,都没有建立严格的党员制度,即并没有强迫任何人入党,两个政党只有核心成员为固定党员。

到一九六五年的时候,中华民主党的固定党员不到两百万人,而中华复兴党的固定党员也只有两百万。

显然,与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相比,两个政党的核心成员都少得可怜。

这样一来,选民在大选中把选票投给哪个政党的竞选人,就可以看成是哪个政党的临时党员。

更重要的是,在军事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影响下,中**方明确要求,军队官兵不得没有明确的政党,也就是不得正式加入任何一个政党。正是如此,对于终生制的将领,加入政党就等于放弃军人身份。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正是军人与政治家的区别。

在中国的政治家中,有很多都是退役军人,而区别他们的主要办法,就是看这位军人在退役之后有没有加入某个政党。如果加入了某个政党,那么他就是政治家,不在具有军人的身份。

顾祝同加入政党,成为固定党员,表明他已经正式放弃军人身份。

更重要的是,顾祝同加入的是中华民主党,而不是中华复兴党。

要知道,顾祝同是第一个加入中华民主党的高级将领。在他之前,所有放弃军人身份的退役上将与大将,都是中华复兴党党员。

可以,如何评价顾祝同此向举措的价值都不为过。

中华复兴党能在战后连续执政十五年,甚至差点连续执政二十年,与那些加入该党的将军有着密切关系。

事实上,席存瑞能够在一九六五年赢得大选,也与冯承乾给予的支持有关。

顾祝同加入中华民主党,无疑在这两个主要党派之间达成了平衡,即让中华民主党也拥有了来自军方的支持。

从某种意义上讲,两大党派势均力敌的局面也就因此形成。

如果没有顾祝同,那么中华民主党也许能在一九六九年的大选中胜出,可是在五年、十年之后呢?

以中国的文化背景,以及已经形成的社会格局,特别是利益分配体系,只要中华民主党没有得到军方的认可,那么迟早有一天,中华复兴党会成为第二个中华民主复兴党,也就是中国唯一的政党。

显然,这对建立稳固的民主政治体制没有任何好处。

顾祝同加入中华民主党的直接影响就是,在十一月正式开始的大选变得毫无悬念,付俊义甚至在最终的计票结果出来之前,就向席存瑞道喜,恭贺他再次赢得大选,获得了连任的机会。

最终,席存瑞获得了百分之七十三的选票。

在同期进行的国民议会换届选举中,中华民主党赢得了三百六十七个更换席位中的二百一十八个。

因为国民议会议员的任期为五年,每两年半进行一次换届选举,即半数议席将迎来新的议员,所以每隔一次,就会跟大选同时进行,而另外一次换届选举则被称为中期选举。跟大选同时进行的这次换届选举最为重要,因为这将直接决定中国的权力架构,即总统所在的政党能否在国民议会中获得多数席位。

在一九六五年,中华民主党就没有能够在国民议会中获得多数席位。

直到一九六八年下半年,中华民主党才在中期选举中获胜,在国民议会中获得了微弱多数。

显然,这次的选举没有任何悬念。

原因很简单,一九六五年选出的议员已经满任,而在这批议员中,占多数的是中华复兴党的党员。

也就是,在大选之后,中华民主党在国民议会中已经获得了绝对多数议席。

这就意味着,即便遇到需要三分之二多数支持才能获得通过的议案,只要中华民主党的议员团结一致,就能把议案变成法案。

事实上,这也正是在接下来的两年多里,顾祝同敢于大力推动航天工程的原因。

有总统的支持、有国民议会的绝对多数议员支持,也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顾祝同在航天工程上烧钱了。

显然,顾祝同在帮了席存瑞的同时,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