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在关系上,伊朗至少与阿拉伯国家还有宗教上的共同点,与以色列则没有任何共同点。

显然,伊朗民众更加支持信奉同一个真主的阿拉伯国家,而不是以色列。

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伊朗国内就因为国王支持以色列而爆发过大规模动荡,而巴列维采取的应对措施是血腥镇压。

根据后来披露的资料,在持续了一个多月的动荡中,至少有数十万人丧生,其中部分是在遭到秘密逮捕之后被处决,而绝大部分被秘密处决的都是宗教极端份子,即坚决反对世俗化的伊朗人。

问题是,镇压根本不可能消除国内矛盾,反而会激化矛盾。

一九八一年,以色列出兵攻占黎巴嫩,而巴列维再次高调表示支持以色列为了改善本国安全形势所发动的侵略战争,再次激化了伊朗的国内矛盾。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正是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的导火索。

正是在这场动荡中,霍梅尼被捕入狱,而巴列维在这个关键人物身上,并没有使用其见长的血腥手段,只是把霍梅尼软禁在了德黑兰郊外的一座庄园里面,并且在八个月之后,也就是一九八二年六月将其释放。

显然,巴列维做出了一个最为错误的决定。

霍梅尼在获得自由之后,不但没有就此沉默,反而以其反抗国王的英勇举动,立即成为了伊朗国内宗教极端势力的精神领袖,成为了反抗巴列维统治的核心人物,并且在一九八三年发起了伊斯兰革命。

虽然从理论上讲,只要巴列维推行的世俗化等一系列政策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就算处决了霍梅尼,伊朗依然会爆发伊斯兰革命,但是绝对不会是一九八三年,而巴列维也就有对改革进行调整,以缓解国内矛盾。

从某种意义上讲,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是巴列维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必然结果。

当然,中国在这场革命中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

事实上,正在中国在伊朗的一系列行动,才导致了伊斯兰革命。

这其中,中国对伊朗的经济掠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前,中国对伊朗的经济掠夺还不算过分,而且主要由民间资本自行运作,与政府政策没有直接关系。即便中国企业在伊朗确实赚取了暴利,也并非中国企业的原因,更主要的是伊朗自身的政策。

可是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中国对伊朗的经济掠夺就不再仅仅是民间行为。

这就是,阿拉伯国家在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对以中国为核心的东方同盟集团进行了全面的石油禁运,使得中国更加依赖来自伊朗的石油,也就需要加大从伊朗的石油进口量,自然需要确保控制伊朗的石油资源。

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资料,在第三次中东战争后的五年里,中国从伊朗进口的石油比此前五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八十。同一时期,伊朗的石油出口量则增长了百分之两百多,而且出售价格极为低廉。

显然,伊朗民众并没有从增加的石油贸易中获得好处。

相反,在油田数量增加有限的情况下,石油产量急剧提升,意味着单井产量提高,也就意味着工人的劳动强度加大。

也就是说,伊朗民众不但没有获得好处,反而遭受了重大损失。

当然,最主要的不是劳动量的增加。

说白了,石油工人在伊朗工人中占的比例不算大。

最根本的,还是由石油危机所引发的经济危机对伊朗造成的冲击。这就是,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伊朗要在进口中花掉更多的钱,而出口受油价限制并没有同比增长,因此伊朗政府只能通过增加国内税收来平衡开支,即把外来经济压力转移到国内,让伊朗民众承担更加承重的经济负担。

对于贫富差距已经极为悬殊的伊朗来说,这无疑是火上浇油。

要知道,八成伊朗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伊朗政府提高税收比例,却没有改善社会福利,意味着穷人将变得更加贫穷。

显然,这等于激化了社会矛盾。

也正是如此,霍梅尼所代表的极端宗教集团才有了滋生的土壤,也才得到了数千万伊朗平民的支持,而巴列维则成为了伊朗民众眼里的卖国贼,也正是如此,伊朗人才认为只有推翻国王,才能拯救伊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