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上帝好像真的听到了我和严渡的祈祷。

南部小城里，因为防疫得当、控制及时，很长一段时间，只有出院的新冠患者，再没有新增病例。

我和严渡不无后悔地探讨，早知道应该早点许愿，或许那只小黄狗，就能等回它的老太太了。

然而世间事，多的是无用的“早知道”。

早知道姜千桥会死，他值班那天我就早点到医院跟他交接了；早知道严渡回澳洲立马交了女朋友，我就该勇敢跟他告白，来场新冠时期的爱情；早知道人间四月依旧这么难熬，叁月的时候我就该去找姜千桥报销路费。

早知道自杀的方法那么难想，在澳洲的时候我就该去跳伞蹦极，半途解开安全装置，一命呜呼了就好。

好险我还没下定决心赴死，孙翼宝就像头上长天线似的，知道我要以死相逼，率先跟我妥协。

姜千桥的电脑终于失而复得，数据也都完好无损。我两天没睡，把我和严渡的讨论和结论整合完，那篇晚了一年的论文，终于以姜千桥为第一作者而发表。

所幸，对于医学界来说，有时数据的时效性并不那么重要。

学术不一定能挽救人的生命，但至少可以让很多人看到希望。

例如差点延毕的我，例如依然在追踪新冠病毒研究的学者。

我把这个好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了严渡。

严渡问我：“那你要怎么好好庆祝一下？”

我想了想，“去梳妆打扮，找个男人好好约会一下，体验一下恋爱的快感。”

“好，”严渡在电话里说，“那我等你下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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