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14岁。”汪小春声音更低，“我是乡下人，全家都没那个意识。侵犯我的是远房亲戚，赔偿了医药费，还给了我爸妈一笔钱，这件事就算私了了。可是，我心里过不去那道坎，到现在我还是会做噩梦……”

柳至秦温声问：“后来呢？”

“伤好之后，我和父母有了隔阂，高中没毕业，我就从县里出来了。”汪小春双目无神地说：“我觉得城市里有更多工作机会，城市里也没有人认识我，我可以假装是个普通人，过普通人该有的生活。我打了很多份工，拼命攒钱，想在城里有个立足之地，但是后来我发现我的心理问题越来越严重。”

“那时我已经攒了一些钱了，我知道我的心病是什么，我看到那些比我强壮的男人会害怕。”汪小春继续道：“我在网上咨询，网友都建议我去看看心理医生。心理咨询太贵，我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找了一家小咨询所。我，我在那里遇到了余俊。”

柳至秦问：“余俊是因为什么去看心理医生？”

“我不知道。”汪小春摇头，“那时他还不是网红，刚开了一间舞蹈工作室。其实咨询者之间不该互相交流，但我们都到早了，在公共区域喝咖啡。我那时不懂规矩，把心理咨询所当做普通医院。医院在等号时，患者不都是可以互相问看什么吗？就这么坐着尴尬，我就问他——你也是来看病吗？看什么？”

“他看了我一会儿，说工作压力大，来跟医生聊聊。我觉得他都告诉我了，我也应该告诉他。但我的心病太过私人，我说不出口。”汪小春紧紧捏着纸巾，“好在他没有问我。后来我们又遇上几次，正好有一次是一同从咨询所离开。我的心理状态其实好了不少，但前面突然走来一个肌肉特别壮实的男人，就健身教练那种，我还是特别害怕，一下子就发起抖。余俊看到了，问我哪里不舒服。”

“我当时脑子特别乱，还特别空，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跟他说了我初中时的遭遇——我们在咨询所附近的咖啡馆，我把一切都给他说了，包括工作上的不如意。”汪小春停下来，缓了十几秒才继续说：“我们交换了联系方式，过了一个多月，他给我打电话，问我愿不愿意去他的工作室上班。”

柳至秦说：“你就是那时成为余俊的助理？”

汪小春点头，愧疚地攥紧拳头，“我当时真的很感激他，尤其是之后，我发现他很关注被侵害儿童这个群体。但是后来，他把我当仆人来使唤，我开始烦他、恨他……是我对不起他，他明明帮了我，还在帮像我这样的人，我后来的咨询费用都是他出，如果不是他，我，我没有今天……”

问询室里充斥着压抑的哭声，听者无不觉得沉重。

柳至秦待汪小春有所平复才问：“余俊除了帮助你，还帮助过其他人？”

这一点特别行动队倒是没能查出来。

“他用我的身份证开了一张卡。”汪小春说：“定期往里面存钱，是他自己的钱，和工作室无关。现在新闻上时常报道小孩被侵犯，其实这只是冰山一角，还有更多的受害者。他在网上看见了，就让我去送钱，这笔钱不能乱花，必须是让小孩接受心理辅导。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做这件事，后来他成了网红，影响比以前大，就时不时在直播里讲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离开问询室之后，海梓觉得四肢有些发麻，柳至秦则是一脸严肃。

在之前的调查中，余俊的形象本来已经很清晰了，一个童年被侵害，没有得到母亲关爱，没有被合适引导的受害者，在成长过程中心理扭曲，靠取悦同班男生而避免被孤立，成年后看似摆脱了过去，在直播行业的火爆下取得成功，对待员工却十分刻薄，将老同学的婚礼看做自己炫耀的舞台。

这是一个可怜，却又可恨的人。

但正是这个可怜又可恨的人，居然在自己力所能及的前提下数年如一日关注着、帮助着那些和自己有相同遭遇的人。